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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母校铁二局一中

作者:通锦中学      发布日期:2018-11-30 09:17:17

我的母校铁二局一中
(现成都市通锦中学校)

杨慧华
 
 
 
 
      业内人士都知道,长期以来,成都有两个铁中。一个是通锦路的铁二局子弟中学,一个是人民北路的成铁局子弟中学。铁二局和成铁局同属于铁道部,区别在前者建设铁路,后者管理铁路。对成铁局铁中了解不多,对二局铁中感情深厚,因是我的母校。
 
      二局铁中即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成都子弟中学,始建于1954年。两度辗转,1958年落户通锦路。1960年开办高中,是一所完全中学。主要因为铁二局的名称变换,学校曾经六次更名。其中称二局铁中6年(1966年至1972年),铁二局一中27年(1972年至1999年),中铁二局一中6年(1999年至2005年)。2005年,根据国家政策,二局铁中移交地方政府管理,后改名为通锦中学。  
 
      翻开二局铁中历史,半个世纪的风云滚滚而来。艰辛创业,猛进高歌,磨难砥砺,灿烂辉煌。四川省重点中学、铁路基建系统先进单位、成都名校之一等等。尤为突出的是,雨后春笋般地培养出了大批人才。以1963年为例,首届高中毕业生考上清华3 人、北大3 人、哈军工1人,其他高等院校42人,录取率50%以上,很是了得。恢复高考至2003年,先后考起清华4人、北大3 人,被高等院校录取1400多人,硕果累累,成绩斐然。
 
      五十年来,二局铁中走出的数万计高初中毕业学子,大有作为地施展于铁路各局、社会各业、全国各方,世界各地。有著名的革命烈士、战斗英雄,有知名的专家、学者、教授、画家、企业家、制片人、领导干部,有众多的公务员、工程师、教师、医生、军人、警察,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、朴实无华、奠基共和国大厦的普通劳动者和建设者。
 
       我进二局铁中,没有赶上火红年代,却遇到非常时期。
 
      1969年三月,“老三届”大规模上山下乡,赴农村插队落户以后,铁二局成都地区的三所子弟小学,加上铁二院子弟小学的66、67届毕业生,一起涌入二局铁中。为加强工农联盟,还特地招收了附近蔬菜大队的贫下中农子女40多个。69届的二局铁中学生,达到了1300多人。
 
     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,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、继续革命,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。学校首当其冲,老师是“臭知识分子”,学生中泛滥着“读书无用”,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被全盘否定,新的又遥遥不见踪影。关心国家大事,学习时事政治,批判资产阶级,以及学工学农学军成了学校的主要内容。
 
     按照全国学解放军的要求,学校实行军事编制。我们这批学生编为一至六连,小学66级为一二三连、小学67级为四五六连。200多人组成一个连队,每连四个排,每排四个班(排和班实际上是过去的班和组)。每个连队还有两名工宣队师傅。1969年10月铁二局被军事管制,学校进驻解放军。工宣队撤走,军宣队进来,每个排都派军代表。军代表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铁路建设工地,这是后话。
 
      天天读是每天的第一节课,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。下午有一节课读报纸,学习时事政治。跨进铁中时,正值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,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高潮。学校积极开展活动,召开大会,举行游行,组织讲座,愤怒声讨和控诉新老沙皇的侵华罪行。
 
      学校的操场很大,经常在这里开会。有位吴老师,每次全校集合,都由他整队。喊立正、稍息,不用麦克风,全场听得清清楚楚。由于他中气足、嗓门大、声音亮,学生们给他取了个外号“关东军”。
 
      组织军事训练是当时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学校经常以连为单位进行行军拉练。学生们以解放军为榜样,背起自己打的三横压两竖的背包,斜挎一个水壶,腰扎一根皮带,若再有一件黄军装穿起,那就简直不摆了。我们连经常在九里堤、洞子口一带拉练。听说有的连拉练,最远到过大邑县。每当夜幕降临,我们拉练回返,迈着整齐的步伐,吹着悦耳的哨子,喊着响亮的口号,勇往直前地行进在大街上,好似一拨意气风发的青年近卫军,特别有感觉。
 
      到农村劳动,心情比较愉快。我们去过两次,一次在高家大队收谷子、打谷子、种胡豆;一次在郎家大队,收麦子、插秧子,搞双抢。每次都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,每次都要出几身汗和晒脱一层皮。用那时流行的话:皮肤晒黑了,心练红了。收工后,还要二三个人一组,到贫下中农家里访贫问苦。
 
      鸡公车(独轮车),是当时农村的重要交通工具。特别送公粮的时候,田坎上一长窜、公路上一大片,吱吱呀呀的全是鸡公车(独轮车)。前赴后继,浩浩荡荡,蔚为壮观,展现了一道农耕文化的优美风景线。
 
      推鸡公车(独轮车),可是一个技术活。看似简单,其实不易。不试不知道,我当初去推,不是翻车,就是倒地,寸步难行。后来,贫下中农手把手地示教,不厌其烦地开导,我才掌其要领,做到了鸡公车(独轮车)不倒只管推。自己心里,刹时泛起了小小得意的涟漪。
 
      去工厂劳动,是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有一次,我们连去铁二局八里庄101厂劳动一个月。我先干了几天钳工,很快就调到食堂劳动。同时去了四、五个学生,其他的记不到名字了,只记得有二排的郭向阳。食堂劳动的最大收获,学会了炒溜白菜。并且,这门技术至今没忘。
 
      过来人都知道,在文化被“革命”,知识为“反动”,知识分子属资产阶级,资产阶级是专政对象的时期,老师最难当。尽管如此,二局铁中的老师们却不忘初心,忍辱负重,跋涉前行,艰难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使命。
 
      记忆深刻的是班主任老师袁子湘。袁老师中等个子,戴副眼镜,爱穿一件黑色矮领的凡尔丁制服,精神气足,声音洪亮。说话说到激动处,往往下意识地用右手抽(扶)一抽(扶)眼镜。他过去是学历史,也是教历史的。当我们班主任时,已经没有历史课上了。恰巧,正值揭露新老沙皇侵我中华的罪行风靡全国,他大显身手,有了用武之地。除在我们排和我们连进行宣讲外,还在全校召开了多场报告会。他慷慨激昂地给同学们讲瑷珲条约、辛丑条约,讲丧权辱国、痛心疾首的列强侵华历史。过去了许多年,我才幡然醒悟,这些宣讲和报告,是袁老师顶着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压力,冒着随时被揪辫子、打棍子的危险,利用一种紧跟形势的方式,巧妙地为学生传授文化知识。用心何其良苦,真是难为他了。
 
      当时袁老师好像还是单身汉,我们到农村和工厂劳动,最后到铁路建设工地,他都始终陪着。大约1971年3、4月份,在贵州的铁路建设工地分手后,我就没有看见过他。
 
       直到2005年初,突然有两位老者来到我们单位。仔细一看,是袁老师,另一位是赖康贤老师。虽然相隔34年,但与袁老师见面,仍然能认识。只不过岁月不绕人,他老了许多,再不是当年精神抖擞的样子。袁老师说,他已退休,家住得较远,平时很少过来。今天参加活动,路过这里。听说我在这上班,就进来看看他的学生。我深受感动,几十年了,老师对学生念念不忘。
 
       2013年我排开同学会,我因故没参加。后来看见聚会照片,竟请来了袁老师。真有点后悔,如果不是身在外地,就能和他又见上一面。衷心地祝福袁老师健康长寿。
 
       赵春柏老师是我们的副班主任,教全连的英语。她瘦瘦的身材,斯文的模样,说话轻言细语,颇有点大家闺秀的份。现在想起来可笑,当时千真万确地爱把英语与特务、与里通外国联想一起。情势险恶,可想而之。但是,赵老师全然不顾,迎难而上,一丝不苟地教我们读写26个英语字母,认读元音、辅音和一些单词及简单的短语。她以自己的心血,为我们打开了学习英语的大门,并为以后的英语学习奠定了基础。
 
      有一次,她告诉我们Worker这个单词,英文为工人、工作者的意思。民间的“铁路崴克儿”,就来源这里,是土洋结合的产物。还有一节课,赵老师教我们用英文唱“王杰的枪我们扛,王杰的歌我们唱”。她一边领唱,一边用手有力地打着拍子,十分专注而投入。
 
      光阴荏苒。2004年年底的一天,单位的电话铃声响起。赵老师给我打来电话,详细地了解我的情况,嘘长问短,关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她于2012年去世,甚是痛惜。永远怀念赵老师!
 
      除了袁、赵老师以外,我们四连的老师,还有陶宜兆、佘昆一、曹正品、赵文禄、李龙英、蒋祥泰等。听说陶老师已经病逝,曹老师调到铁路卫生学校,其他老师的情况就不了解了。
 
       1970年12月28日上午,学校通知一至六连的同学到局俱乐部开会。会上,校领导首先组织大家学习“三线建设要抓紧”的最高指示,然后,宣读了铁二局军管会、革委会《关于同意成都铁中组织学生抢修湘黔铁路的批复》和学校关于《请安排学生参加建路劳动,接受再教育的报告》。全场欢声雷动,帽子抛向空中。
 
       经过几天快节奏的简单准备,1971年元月2日到4日,二局铁中一至六连1304名学生,在老师和军代表的带领下,分批次的有序离开成都,奔赴贵州,投入湘黔铁路建设大会战,开始了人生的新里程。
 
       走得突然,事先没有丝毫症状;走得高兴,躲脱了上山下乡;没来得及多想,猛的一脚就跨入了南北转战,四海为家的铁路建设队伍。这一去,就是几年、几十年;如同他们流动一生的父辈,许多人又是一辈子。
 
       斜阳晚照。退休以后,才慢慢地咀嚼这段历史。越咀嚼越对当年的各级领导,特别对二局铁中的领导和老师们深深敬佩。
 
      如此举动,当时在成都、四川、全铁路、乃至全国都是第一例。首开知识青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先河,需要多么大的勇气、胆识、魄力和决心啊!
 
      稍有不慎,则完全可能被再打倒、靠边站、关牛棚,甚至更严重的后果。因为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,文化大革命初期便被冲击和打倒,有的解放出来了,有的则刚刚被解放,有的还夹着尾巴,他们却于自己的窘境而不置,义无反顾地完成了此创举。改变了潮流走向,开启了史册新章;造福于广大学生,造福于千家万户。
 
      米耀光、苗春富、段秀兰、司轮及二局铁中整个领导班子和全体老师,作为他们的学生,特别是一至六连的学生,应该永远铭记,长存感激,没齿不忘!
 
      那时上学,还有个很有意思,也较为普遍的现象:男女生要分界线,互相不说话。即使同桌,也不例外。我的同桌杨素珍,101厂的子女。我俩同桌两年,压根就没说过什么话。参加工作了,天南地北,相去甚远。几十年后,突然邂逅,笑逐颜开,才畅所欲言。她的老公米新华,因工作关系,经常接触。每次喝酒,我和他都会为我的同桌多干一杯。哈哈,又找到一个既充分,又温馨,还不好拒绝地喝酒理由。
 
       当时学校有个红卫连,主要由各连的骨干份子组成。学校组建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经常演出 “红灯记”、“沙家浜”、“红色娘子军”等革命样板戏片断。还有篮球队、排球队、足球队等,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。
 
     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,近些年才知道,美籍华人、著名的影视制片人方励是三连的同学,美籍华人、知名的伤痕美术和抽象艺术家王川是一连的同学,还有一大批享誉国内外企业、实业、教育、艺术等领域的成功人士,都是我们一至六连的同学。抱歉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 
      纵观二局铁中的发展历史,69届的一至六连,仅是一朵浪花。前面的学长,独领风骚;后面的学友,才人辈出。筚路蓝缕,薪火相传,高潮迭起,风光无限,好一派宏伟壮阔的美丽画卷。
 
      有关二局铁中的难忘记忆,如果细细道来,还有很多、很多……
 
2017年7月15日于西府

我的母校铁二局一中

作者:通锦中学      发布日期:2018-11-30 09:17:17

我的母校铁二局一中
(现成都市通锦中学校)

杨慧华
 
 
 
 
      业内人士都知道,长期以来,成都有两个铁中。一个是通锦路的铁二局子弟中学,一个是人民北路的成铁局子弟中学。铁二局和成铁局同属于铁道部,区别在前者建设铁路,后者管理铁路。对成铁局铁中了解不多,对二局铁中感情深厚,因是我的母校。
 
      二局铁中即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成都子弟中学,始建于1954年。两度辗转,1958年落户通锦路。1960年开办高中,是一所完全中学。主要因为铁二局的名称变换,学校曾经六次更名。其中称二局铁中6年(1966年至1972年),铁二局一中27年(1972年至1999年),中铁二局一中6年(1999年至2005年)。2005年,根据国家政策,二局铁中移交地方政府管理,后改名为通锦中学。  
 
      翻开二局铁中历史,半个世纪的风云滚滚而来。艰辛创业,猛进高歌,磨难砥砺,灿烂辉煌。四川省重点中学、铁路基建系统先进单位、成都名校之一等等。尤为突出的是,雨后春笋般地培养出了大批人才。以1963年为例,首届高中毕业生考上清华3 人、北大3 人、哈军工1人,其他高等院校42人,录取率50%以上,很是了得。恢复高考至2003年,先后考起清华4人、北大3 人,被高等院校录取1400多人,硕果累累,成绩斐然。
 
      五十年来,二局铁中走出的数万计高初中毕业学子,大有作为地施展于铁路各局、社会各业、全国各方,世界各地。有著名的革命烈士、战斗英雄,有知名的专家、学者、教授、画家、企业家、制片人、领导干部,有众多的公务员、工程师、教师、医生、军人、警察,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、朴实无华、奠基共和国大厦的普通劳动者和建设者。
 
       我进二局铁中,没有赶上火红年代,却遇到非常时期。
 
      1969年三月,“老三届”大规模上山下乡,赴农村插队落户以后,铁二局成都地区的三所子弟小学,加上铁二院子弟小学的66、67届毕业生,一起涌入二局铁中。为加强工农联盟,还特地招收了附近蔬菜大队的贫下中农子女40多个。69届的二局铁中学生,达到了1300多人。
 
     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,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、继续革命,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。学校首当其冲,老师是“臭知识分子”,学生中泛滥着“读书无用”,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被全盘否定,新的又遥遥不见踪影。关心国家大事,学习时事政治,批判资产阶级,以及学工学农学军成了学校的主要内容。
 
     按照全国学解放军的要求,学校实行军事编制。我们这批学生编为一至六连,小学66级为一二三连、小学67级为四五六连。200多人组成一个连队,每连四个排,每排四个班(排和班实际上是过去的班和组)。每个连队还有两名工宣队师傅。1969年10月铁二局被军事管制,学校进驻解放军。工宣队撤走,军宣队进来,每个排都派军代表。军代表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铁路建设工地,这是后话。
 
      天天读是每天的第一节课,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。下午有一节课读报纸,学习时事政治。跨进铁中时,正值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,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高潮。学校积极开展活动,召开大会,举行游行,组织讲座,愤怒声讨和控诉新老沙皇的侵华罪行。
 
      学校的操场很大,经常在这里开会。有位吴老师,每次全校集合,都由他整队。喊立正、稍息,不用麦克风,全场听得清清楚楚。由于他中气足、嗓门大、声音亮,学生们给他取了个外号“关东军”。
 
      组织军事训练是当时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学校经常以连为单位进行行军拉练。学生们以解放军为榜样,背起自己打的三横压两竖的背包,斜挎一个水壶,腰扎一根皮带,若再有一件黄军装穿起,那就简直不摆了。我们连经常在九里堤、洞子口一带拉练。听说有的连拉练,最远到过大邑县。每当夜幕降临,我们拉练回返,迈着整齐的步伐,吹着悦耳的哨子,喊着响亮的口号,勇往直前地行进在大街上,好似一拨意气风发的青年近卫军,特别有感觉。
 
      到农村劳动,心情比较愉快。我们去过两次,一次在高家大队收谷子、打谷子、种胡豆;一次在郎家大队,收麦子、插秧子,搞双抢。每次都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,每次都要出几身汗和晒脱一层皮。用那时流行的话:皮肤晒黑了,心练红了。收工后,还要二三个人一组,到贫下中农家里访贫问苦。
 
      鸡公车(独轮车),是当时农村的重要交通工具。特别送公粮的时候,田坎上一长窜、公路上一大片,吱吱呀呀的全是鸡公车(独轮车)。前赴后继,浩浩荡荡,蔚为壮观,展现了一道农耕文化的优美风景线。
 
      推鸡公车(独轮车),可是一个技术活。看似简单,其实不易。不试不知道,我当初去推,不是翻车,就是倒地,寸步难行。后来,贫下中农手把手地示教,不厌其烦地开导,我才掌其要领,做到了鸡公车(独轮车)不倒只管推。自己心里,刹时泛起了小小得意的涟漪。
 
      去工厂劳动,是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有一次,我们连去铁二局八里庄101厂劳动一个月。我先干了几天钳工,很快就调到食堂劳动。同时去了四、五个学生,其他的记不到名字了,只记得有二排的郭向阳。食堂劳动的最大收获,学会了炒溜白菜。并且,这门技术至今没忘。
 
      过来人都知道,在文化被“革命”,知识为“反动”,知识分子属资产阶级,资产阶级是专政对象的时期,老师最难当。尽管如此,二局铁中的老师们却不忘初心,忍辱负重,跋涉前行,艰难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使命。
 
      记忆深刻的是班主任老师袁子湘。袁老师中等个子,戴副眼镜,爱穿一件黑色矮领的凡尔丁制服,精神气足,声音洪亮。说话说到激动处,往往下意识地用右手抽(扶)一抽(扶)眼镜。他过去是学历史,也是教历史的。当我们班主任时,已经没有历史课上了。恰巧,正值揭露新老沙皇侵我中华的罪行风靡全国,他大显身手,有了用武之地。除在我们排和我们连进行宣讲外,还在全校召开了多场报告会。他慷慨激昂地给同学们讲瑷珲条约、辛丑条约,讲丧权辱国、痛心疾首的列强侵华历史。过去了许多年,我才幡然醒悟,这些宣讲和报告,是袁老师顶着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压力,冒着随时被揪辫子、打棍子的危险,利用一种紧跟形势的方式,巧妙地为学生传授文化知识。用心何其良苦,真是难为他了。
 
      当时袁老师好像还是单身汉,我们到农村和工厂劳动,最后到铁路建设工地,他都始终陪着。大约1971年3、4月份,在贵州的铁路建设工地分手后,我就没有看见过他。
 
       直到2005年初,突然有两位老者来到我们单位。仔细一看,是袁老师,另一位是赖康贤老师。虽然相隔34年,但与袁老师见面,仍然能认识。只不过岁月不绕人,他老了许多,再不是当年精神抖擞的样子。袁老师说,他已退休,家住得较远,平时很少过来。今天参加活动,路过这里。听说我在这上班,就进来看看他的学生。我深受感动,几十年了,老师对学生念念不忘。
 
       2013年我排开同学会,我因故没参加。后来看见聚会照片,竟请来了袁老师。真有点后悔,如果不是身在外地,就能和他又见上一面。衷心地祝福袁老师健康长寿。
 
       赵春柏老师是我们的副班主任,教全连的英语。她瘦瘦的身材,斯文的模样,说话轻言细语,颇有点大家闺秀的份。现在想起来可笑,当时千真万确地爱把英语与特务、与里通外国联想一起。情势险恶,可想而之。但是,赵老师全然不顾,迎难而上,一丝不苟地教我们读写26个英语字母,认读元音、辅音和一些单词及简单的短语。她以自己的心血,为我们打开了学习英语的大门,并为以后的英语学习奠定了基础。
 
      有一次,她告诉我们Worker这个单词,英文为工人、工作者的意思。民间的“铁路崴克儿”,就来源这里,是土洋结合的产物。还有一节课,赵老师教我们用英文唱“王杰的枪我们扛,王杰的歌我们唱”。她一边领唱,一边用手有力地打着拍子,十分专注而投入。
 
      光阴荏苒。2004年年底的一天,单位的电话铃声响起。赵老师给我打来电话,详细地了解我的情况,嘘长问短,关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她于2012年去世,甚是痛惜。永远怀念赵老师!
 
      除了袁、赵老师以外,我们四连的老师,还有陶宜兆、佘昆一、曹正品、赵文禄、李龙英、蒋祥泰等。听说陶老师已经病逝,曹老师调到铁路卫生学校,其他老师的情况就不了解了。
 
       1970年12月28日上午,学校通知一至六连的同学到局俱乐部开会。会上,校领导首先组织大家学习“三线建设要抓紧”的最高指示,然后,宣读了铁二局军管会、革委会《关于同意成都铁中组织学生抢修湘黔铁路的批复》和学校关于《请安排学生参加建路劳动,接受再教育的报告》。全场欢声雷动,帽子抛向空中。
 
       经过几天快节奏的简单准备,1971年元月2日到4日,二局铁中一至六连1304名学生,在老师和军代表的带领下,分批次的有序离开成都,奔赴贵州,投入湘黔铁路建设大会战,开始了人生的新里程。
 
       走得突然,事先没有丝毫症状;走得高兴,躲脱了上山下乡;没来得及多想,猛的一脚就跨入了南北转战,四海为家的铁路建设队伍。这一去,就是几年、几十年;如同他们流动一生的父辈,许多人又是一辈子。
 
       斜阳晚照。退休以后,才慢慢地咀嚼这段历史。越咀嚼越对当年的各级领导,特别对二局铁中的领导和老师们深深敬佩。
 
      如此举动,当时在成都、四川、全铁路、乃至全国都是第一例。首开知识青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先河,需要多么大的勇气、胆识、魄力和决心啊!
 
      稍有不慎,则完全可能被再打倒、靠边站、关牛棚,甚至更严重的后果。因为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,文化大革命初期便被冲击和打倒,有的解放出来了,有的则刚刚被解放,有的还夹着尾巴,他们却于自己的窘境而不置,义无反顾地完成了此创举。改变了潮流走向,开启了史册新章;造福于广大学生,造福于千家万户。
 
      米耀光、苗春富、段秀兰、司轮及二局铁中整个领导班子和全体老师,作为他们的学生,特别是一至六连的学生,应该永远铭记,长存感激,没齿不忘!
 
      那时上学,还有个很有意思,也较为普遍的现象:男女生要分界线,互相不说话。即使同桌,也不例外。我的同桌杨素珍,101厂的子女。我俩同桌两年,压根就没说过什么话。参加工作了,天南地北,相去甚远。几十年后,突然邂逅,笑逐颜开,才畅所欲言。她的老公米新华,因工作关系,经常接触。每次喝酒,我和他都会为我的同桌多干一杯。哈哈,又找到一个既充分,又温馨,还不好拒绝地喝酒理由。
 
       当时学校有个红卫连,主要由各连的骨干份子组成。学校组建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经常演出 “红灯记”、“沙家浜”、“红色娘子军”等革命样板戏片断。还有篮球队、排球队、足球队等,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。
 
     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,近些年才知道,美籍华人、著名的影视制片人方励是三连的同学,美籍华人、知名的伤痕美术和抽象艺术家王川是一连的同学,还有一大批享誉国内外企业、实业、教育、艺术等领域的成功人士,都是我们一至六连的同学。抱歉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 
      纵观二局铁中的发展历史,69届的一至六连,仅是一朵浪花。前面的学长,独领风骚;后面的学友,才人辈出。筚路蓝缕,薪火相传,高潮迭起,风光无限,好一派宏伟壮阔的美丽画卷。
 
      有关二局铁中的难忘记忆,如果细细道来,还有很多、很多……
 
2017年7月15日于西府
2534

//共计出国人数

26

//推荐海外学校数量

9

//涉及国家数量

134

//常青藤名校输送数量

2534

//共计出国人数

26

//推荐海外学校数量

9

//涉及国家数量

134

//常青藤名校输送数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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